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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飛龍︰習總書記講話重溫“一國兩制”初衷初心
來源︰海峽之聲網  2017年07月01日 21:43    【字體︰    】  【 關閉 】
 
 

  海峽之聲網7月1日專稿(記者景艷)今天,香港隆重舉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並就堅持“一國兩制”方針,深入推進“一國兩制”實踐發表了重要講話,強調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兩點︰一是堅定不移;二是全面準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一國兩制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先生在接受海峽之聲記者專訪時表示,習總書記的講話指明了“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完整內涵,對“一國兩制”的法理以及香港法治的憲制基礎做了一個權威的說明,這個說明對于香港回歸二十年之際重新凝聚“一國兩制”的初衷初心、回溯“一國兩制”與基本法全面完整意涵、全面準確實施“一國兩制”和基本法非常關鍵。

  
  田飛龍先生認為,“一國兩制”是中央治理香港的基本方針,基本法是中央治理香港的基本規範。回歸二十年之際,如何更加全面準確地理解“一國兩制”的內部邏輯、“一國”與“兩制”的具體關系以及如何看待中國憲法與香港基本法及香港法治變遷的關系,一直是“一國兩制”香港實踐的重點和難點。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香港會展中心慶祝大會上的講話突出了“一國”與“兩制”的辯證關系以及憲法與基本法對香港法治的塑造意義,為全面準確理解和實踐“一國兩制”與基本法指明了方向。

  
  一國為本,兩制為用

  
  習總書記的講話對“一國兩制”進行了明晰的梳理,突出了“一國”在“一國兩制”中的“根”“本”地位,以根深葉茂、本固枝榮為喻加以形象說明。這是一種積極的“一錘定音”和法理糾偏。以往對“一國兩制”的理解較為偏重“兩制”,相對強調高度自治,而對于一國之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強調不夠,這在回歸初期的特定階段或許有其可以理解之處,但在國家全面現代化以及依法治國進入深水區之後,其不合時宜日益突顯。對“一國”的相對忽視不僅造成香港司法體系與本地法理學的嚴重偏頗,而且造成了香港人對國家的某種離心傾向,尤其是青少年無法具體認識和感知國家的具體存在、權威與意義。國家不僅是一種象征,更應是一種具體的法律權威。對此,習總書記強調指出如下與“一國”相關的法理要點︰

  
  第一,“一國兩制”的首要目標是維護國家統一,在此前提下才有香港繁榮穩定與高度自治。這確定了“一國為本,兩制為用”的體用關系,體現了中國傳統哲學的智慧與深度。“一國”在“一國兩制”中的前提與基礎地位必須正視和凸顯。

  
  第二,劃定國家安全的紅線與底線,嚴密防範香港利用高度自治危害國家安全與主權。這主要指向近年來的“港獨”分離運動,以及香港遲遲未能落實23條立法的制度缺陷。在國家利益受到挑戰時,中央依據基本法有所作為,該出手時就出手,這在鄧小平的系列論述中已有體現。具體措施上,比如人大釋法或人大決定就是有力的憲制性舉措。

  
  第三,全面準確實施“一國兩制”,不可偏廢。突出“一國”不是為了偏廢“兩制”,而是重建“一國”與“兩制”的平衡關系,兼顧香港利益和國家利益。習總書記提出“兩制”關系應做到和諧相處、相互促進,這也符合“一國兩制”初衷,因為香港制度與中國現代化的學習方向及課題密切相關,保持香港制度優勢及兩制良性互動本身就是“一國兩制”國家理性及改革開放整體設計的有機組成部分。時至今日,香港制度仍有內地需要學習的空間,尤其是它的金融與法治。

  
  憲法與基本法共同治港

  
  田飛龍先生認為,基本法是“一國兩制”的法律化和制度化,但是香港法律界對香港憲制基礎及基本法的具體法理理解存在不同取向,甚至有所沖突。香港人習慣于將基本法稱為“小憲法”,習慣于按照普通法傳統加以解釋和實施,這種延續普通法傳統的香港法治思維或方式在處理普通的涉基本法案件時基本可以接受,但是在處理涉及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甚至涉及基本法整體秩序利益時,就會跑偏,走樣,變形。這些情況在回歸20年來央港的多次憲制爭議中暴露無遺,所以有早期護法法學家的權威論述,有多次人大釋法與決定的糾偏,有白皮書法理學的系統整合,但這些還遠遠不夠。習總書記在今日講話中完整闡發了香港法治的憲制基礎與制度變遷問題,為依法治港和香港新法治的生成提出了國家理解與國家期待。

  
  第一,憲制基礎論的更新。從單純強調基本法的“小憲法”地位到憲法與基本法共同構成憲制基礎的共同基礎論,來自于白皮書法理學的更新,這是中央在依法治港層面的理念性進步。此次習總講話更進一步,突出“共同但有區分”的憲制基礎論,即憲法高于基本法,憲法是基本法及特區制度的法律淵源,在此前提下來定位基本法及其具體實施路徑。至于香港反對派繼續留戀或有意抬高《中英聯合聲明》的憲制地位,混淆國際法與國內法的秩序分野,誤解中國憲法的效力與支配力原理,誤解成文法傳統與普通法傳統的法哲學差異,恰恰構成了中央進行基本法法理學重建的行動理由。

  
  第二,中央管治權的積極行使與制度化。依法治港是正確認識及落實一國兩制的新戰略,側重于依據基本法並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落實中央管治權及中央對香港自治權的監督權。習總提出要將中央權力行使與香港主體責任相結合,也就是要求中央管治權和香港自治權共同承擔其各自依據基本法管治香港的憲制性責任,不可偏廢,不可推卸。此外,習總還明確提出要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機制,這實際上提出了基本法“繼續細化”的要求,其具體路徑包括人大解釋、人大決定、人大立法列入附件三、中央管治權逐步完善與香港自治三權的全面監督對接機制,等等。

  第三,加強對公職人員與青少年的基本法宣傳教育。佔中運動是違法行為,旺角暴亂是嚴重的本土分離行為,“港獨”更是顛覆“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的政治背叛及違憲行為,這些行為構成了對基本法權威的嚴重挑釁,也對香港利益和國家利益構成重大損害。因此,基本法的“再教育”、“再普法”十分必要。對基本法教育權的競爭與行使,是香港管治權爭奪的重要領域。我們看到,佔中以來,中央和特區政府已經清醒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而相應、相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基本法課程進入中小學,基本法教育加大投入,師資培訓等。但這些顯然還不夠。此外,不僅青少年需要通過基本法教育增強國家認同,而且公職人員也存在基本法觀念淡薄和理解錯位的問題,也需要加強培訓和指導。

  總之,習總書記講話涉及到“一國兩制”的基礎法理的重構與更新,涉及到憲法與基本法的憲制基礎論的深化,涉及到中央管治權在基本法實施中的憲制責任以及基本法對公職人員與青少年的教育議題,環環相扣,切中肯綮,有理有節,對于“一錘定音”地鞏固“一國兩制”信心與香港法治基礎,提升兩制互動融合水準,增進香港青少年與公職人員的基本法認同與國家觀念將具有戰略性的指導與實踐意義。

  (田飛龍,北京大學法學院憲法博士畢業,曾任香港大學法律學院訪問學者,著有《香港政改觀察》,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一國兩制”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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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張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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